第二十六章 一个故事(1 / 1)

“这男的可真够混蛋的。”本来在听到前半段时，张母就想打断，且笃定儿子是在含沙射影。但岂料后半段一出来，张母却又相信了儿子是在讲别人家的事。因为她觉得自己不到六岁的儿子是不可能会编出“外遇”“逼宫”“签字”“分财产”这样逻辑分明的剧情的。故也不禁在听到此处时责骂了一句。

“妈妈，别插话，后面还有呢！”听到母亲的评论，张贺顿觉放松了许多，于是又继续说道：“之后，老师就没再来学校上班，一直带着他家的孩子在父母家住。但她没有同意离婚，而是一直跟她的先生就这么耗着，直到有一天，他先生说单位分的新房下来了，且还给她请了个保姆，老师才带着孩子回了新家。”

“这个男的还算有点良心。”张母不经意的打断道。

“妈妈，您先听我说。”张贺欲要坐起身的说道。

“好，你说，妈妈不插话了。”张母按了按张贺的肩膀道。

“但是等这个老师带着孩子回到了新家，她却发现，原来这套新房早在俩个月前，她先生就已拿到了钥匙，且跟这个被称为保姆的女的已经在这住了一个多月。若不是他们被邻居举报，说他们非法同居，估计她先生是不会突然叫她们娘俩回来的。”

“啊？这也太畜生啦！”张母惊道。

“妈，不许再插话，让我说完。”张贺嗽了一下嗓子提醒道。

接着又讲道：“而最让这个老师无法接受的是，自从她那天回去以后，就一直是她刷碗做饭做家务，而那个保姆却只负责每天晚吧晌儿（晚上）陪她先生出去玩牌。于是，这个老师就忍无可忍的去质问她的先生，问到底谁才是保姆？可是他先生却二话没说，上去就给了她一个嘴巴，又踹了好几脚，要不是当时被那个保姆拦着，老师她都快被打的站不起来了。”

讲到此，张贺又不禁停下来嗽了嗽嗓子，此刻的他感觉自己好像已快说不下去了。因为这些个在前世真实发生在他眼前的场景，犹如一把把尖刀在不停的割着他的心。他好像并没准备好，要以这种仿佛是在看着场景介绍的方式来给母亲去讲这个故事。

“怎么不讲了？说话说的嗓子疼了？喝口水吧。”张母见儿子突然停下来一个劲儿的嗽嗓子，便要起身去给张贺倒水。

“没事，妈妈。您躺好了，我接着跟您讲！”张贺重新靠在了母亲的怀里，讲道：“之后没过多久，她的先生又叫她回去住两天，说是已经把保姆给轰走了，于是这个老师就又带着孩子回去了。可是没成想，娘儿俩刚一进屋，她先生就把老师给推到了他家的阳台，从兜里掏出了纸和笔，逼着她现在就签字离婚。且威胁说，如果今天不签字，就会把老师从他家12楼的阳台上给推下去。还扬言会跟警察说，是老师旧病复发不堪折磨而选择了跳楼自杀。也不管被锁在房里的他家的孩子怎么哭喊大叫的拍玻璃，她的先生也都跟没听见似的，就那么按着老师的脖子。”

“天哪！这是什么人呀？太可怕了。那老师最后签字了吗？”

张母突然扭过头询问道。

张贺眼含着泪花，扭头望着母亲的轮廓，心中满是心疼的答道：“没签，她先生也没敢真来。转而跑去法院起诉离婚了。”

“那后来呢？”张母继续追问道。

“后来，经过了四年的时间，法院最终判定了她们离婚。孩子归老师抚养，这男的每月出30块抚养费，一直到孩子18岁。两居室的房子，大屋判给了老师，小屋判给了她先生。”

“就这官司还打了四年呀？也是，这要是当时判了，估计还给不了30呢！”张母仿佛觉得一个月30块钱好像是很多似的。

但这也不能怪张母。当下是1985年，按照统计局所给出的数据，北京市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的年收入也就只有900挂零，平均一个月都不到80。但张贺所说的却是1990年以后的事，是从他十岁到十八岁生日前的这段时间，其数据可是从每月170涨到了每月450，八年间翻了近三倍。更别提像张贺父亲这样的，正好赶上了首都钢铁厂最为辉煌的八九十年代的段长，其月收入更是比其他企业的职工要多出两倍还要拐弯。张母虽也在首都钢铁厂工作，但手术后先是吃劳保，而后又只能担任保洁员的她，月收入就少得可怜了。这也正是张母不得不在手术和离婚后，选择带着张贺与父母同住的重要原因。

而此时听了母亲的话，张贺也只得在无奈之余，继续讲道：“大屋虽说判给了老师，但那所房子在石景山，离我们学校太远，老师根本没办法在那边住，所以那套房子等于还是她前夫一个人独享。但是没过两年，她前夫竟然又背着老师把房子给换了。”

“啊？换了？他怎么换的呀？换哪去了？”张母惊道。

“换到比石景山更远，位于八大处脚下的模式口。”

“你们老师没锁门吗？”张母追问道。

“要不怎说老师善良呢，她并没有因为离婚就把大屋上锁。更想不到，法院都已经判定的事，她前夫竟然还敢这么干。”

“那换的房跟那边一边大吗？”张母继续追问道。

“比之前的小好多，老师的大屋从15平米变成了10平米，她先生原先那个9平米的小屋倒比原先大了一点，有10平米吧。”

“这不有病吗？那干嘛换啊？”张母不解道。

“觉得法院判的不公呗，偏得两间房一边大他心里才平衡。”

“那你老师能干吗？”张母追问道。

“听说是找律师问了，但好像打这种官司得花好多钱，老师没有，娘家人又不愿出。”张贺一边解释一边又突然意识到：“诶！不对呀！当年只需让法院出面判定交易无效不就得了。这能花多少钱啊？又不是得按诉讼标的的价值收费。我姨和我妈他们当年到底是怎么弄的呀？”对当年大人们出面办的事脑中一片空白的张贺，心里也不禁有了疑惑。

“那后来怎么解决的啊？”张母继续问道。

“后来经单位调解，把他俩分开了。两居室给了她前夫，调给了老师一间只有7平米的城里的平房。”（老北京管二环里叫城里，即以前的北京城墙所圈之地。）

“啊？怎么这样啊，太不公平了？”张母不忿道。

“谁让那男的在单位里是小领导，新媳妇又是处长呢。”

“新媳妇？”张母疑惑道。

“对，新媳妇！就在老师拿到了离婚判决书的第十天，老师就从她前夫同事的嘴里得知，她前夫已与别的女人领了结婚证。”

“啊？外面还有人呢？”张母惊叹道。

“这个男的一共在二十年里接了四次婚。”张贺答道。

“四次婚？二十年里？这男的今年得多大了？你这老师岁数也不小了吧？”张母追问道。

“老师已经早在她四十岁的时候因病去世了。”张贺突然有些哽咽，故又使劲嗽了一下嗓子，但他眼中的泪花却再也不想听他的话，一下子自己跑了出来。

但张母却对此毫无察觉，故再次感慨道：“哎呦，你们学校这个老师命真苦！”。

张贺向上挪了挪身子，将头靠在了床绑上说道：“还有更让人听了恨得牙根儿痒痒的事呢！”

“后面还有事？老师不都去世了吗？”张母不禁问道。

张贺长出了一口气，又使劲嗽了一下嗓子，才说道：“就在老师出殡的当天，她的前夫突然来了。但是他不是来送老师最后一程的，而是跑来管当时只有十五岁，他和老师唯一的独生子，索要老师生前欠他的一笔欠款的。”

“啊！要债？”张母瞪大了眼睛盯着张贺的轮廓惊道。

“是老师在去世的前一年，正好赶上单位号召职工买房。她娘家人又都不愿借钱给她，所以她就管前夫借了2300元钱。”张贺有气无力的说道。

“买房？只听说过分房，没听说有买房的呀？贝贝，你瞎说呢吧？还是听错了？”自然不能预知未来的张母，在听到这些让她倍感陌生的词汇后，竟开始怀疑起儿子所讲故事的真实性。

“您先听我说完吧！”张贺再次嗽了一下嗓子，好似拼尽最后一丝心力的说道：“十五岁的小孩，又没上班，哪来钱还债啊？而且老师不光是欠他前夫的钱，还管四个同事借过钱，这加一块儿有一万多。所以，他家的孩子就只能向他姥姥家求助，可是他姥姥家却没人愿意出这笔钱，就算孩子说会打借条，承诺长大上班后一定还，这都不行。硬是被老师那几个亲姐妹，背地里跑去学校打了顿架，把房子给退了。拿着退回来的钱，还了老师的外债，顺便也给她们自己报销了为老师买寿衣办白事时所出的费用。最后用剩下的钱，给老师买了块墓地。”

“贝贝，你讲的是真事吗？妈妈怎么越听越糊涂呀！是不是你们老师正在聊哪本书里的故事，被你给听见了？”自始至终也没将张贺所讲的故事与自己联想到一起的张母，在听到此刻时，竟有些不以为然起来。

张贺一听母亲的语气，便知今晚全是白费，故再无心思，更无气力往下说，只说了句“可能吧！妈妈我困了。”便又出溜回了被窝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