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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年刚过,京师官员们本来还没调整好工作状态,却忽然被来自广西的一封奏疏给惊扰了假日的余韵。

大明开国之初,由于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个工作狂,也因为国家初创,他不敢懈怠,夜以继日地工作,大臣们也只好跟着拼搏。所以那时假期很少,每年只有18天假期,元旦5日,冬至3日,元宵节10日。后来才增加了月假3天,加上原来的18天,每年休假有50天。

根据去年也就是万历八年纂修而成的《大明会典》卷八十《节假》记载,官员的法定假期主要有冬至、元旦、元宵三节。

而昨日,大明版的“春晚”——鳌山灯会才刚刚过去呢!

这鳌山灯会,是每年元宵佳节时,大明皇家在宫城里搭成的巨型花灯烟火景观。因其形状似鳌,因此名为“鳌山灯会”。从永乐七年元宵节起,这个盛大灯会更是高调开放——“听臣民赴午门观鳌山三日”,君臣同乐的意义十分重大,堪称明朝版的“春晚”。

通常是从上一年的十二月起开始准备,把各种设计独特的“奇花”、“火炮”层层叠积起来,通常会堆积十三层高数丈。待到元宵节这天,庞大的“鳌山”上各种形状的彩灯闪烁,绚丽的焰火不停燃放,更有钟鼓司优美音乐里,宫娥们翩翩起舞,在这个时代来说,完全是美妙无比的视听享受。

有个叫唐寅的后世大名人游学京城时,就曾亲见鳌山灯会的盛况,激动写了首诗:“仙殿深岩号太霞,宝灯高下缀灵槎。沈香连理三珠树,彩结分行四照花。水激葛陂龙化杖,月明缑岭凤随车。”

连续三夜的狂欢下来,大伙儿谁那么快就能进入工作状态了?更别提这年关边上,京官们还要收炭敬呢……

然而有个叫高务实的家伙偏是不肯安生,各衙门刚刚复工,他的奏疏就进了通政司,一来就是个开年大新闻——这封奏疏居然叫做《为遵夫子以直报怨之训臣请率广西诸土司讨伐安南莫氏疏》。

啥?你讨伐安南莫氏居然还是遵夫子之训?

不过这道奏疏最是神奇之处,还不是什么遵夫子之训,毕竟孔夫子的确说过“以直报怨,以德报德”这话,关键是高务实在说明了他与众土司遇刺一事之后,提出了一个无比新鲜的提议:他和众土司要发兵去报这个私仇,请皇帝批准。

这就要有一些争议了。

虽然,《公羊传·庄公四年》里曾说:“九世犹可以复仇乎?虽百世可也。”汉武帝更是以“齐襄公复九世之仇,《春秋》大之”为由,向匈奴发动复仇之战,最终封狼居胥,扬大汉天威于瀚海,看起来汉人自古就提倡复仇。

可是问题在于,这些仇算起来都不是私仇,而是国仇啊。

国仇怎么能用私仇比拟呢?

就好比,汉武帝因为汉高祖白登之围丢了面子所以要征匈奴,这个大家都认为没有问题,可是隔壁王老二因为儿子被街坊张老三给揍了一顿,就跑去把张老三给打死了,这难道也没有问题吗?

你高务实堂堂六首状元,去年还刚刚主编了《大明会典》,难道连这点常识都不懂?

不过高务实也有他的理由,他说的是:“彼者安南,南疆远荒,又为天朝藩篱,若以国战征伐,此理不足恃也。况大军远征,民生弭害,圣天子必不忍见。然则,莫氏欺臣太甚,竟遣刺客图命,乃至波及诸土司,今桂西、桂南土司数十人,群情激奋,怒不可遏。

臣窃以为,土司固我国土,土官固我朝臣,然其地世管,其官世袭,与寻常有别。若其仇在我内地,当依国法而处;若其仇在我国外,可依国仇而论。是故,安南之遣刺客图臣与诸土司,虽非朝廷之国仇,实乃臣与诸土司之国仇,焉能不复!

然此既为臣及诸土司与莫氏为仇,则征伐所需兵卒器械、粮草饷银,自不该由朝廷所付,皆由臣等自筹可矣……若能一扫交地,何如复报昔日黎利之旧怨邪?”

黎利就是那个发动蓝山起义,百战而使明宣宗觉得留着安南是个亏本买卖,终于放弃的黎朝开国之君。

高务实提这一点的意思很明白——虽然后来黎利还是要向大明求封,大明也准了,且要求他三年一贡,每次准备两尊“代身金人”以为大明当年战死的两员大将抵命。

但不管怎么说,堂堂大明居然不得不放弃已经吞并的国土,这在朝廷文官自信心爆棚的明朝,还是很让朝臣们不爽的。

高务实就是要利用这种心态,让他们把这件事的思路引向“打安南,报旧仇”这边去。

因此这篇奏疏就分成三个层面:

先是论大义,高务实说是遵孔夫子的教导,要以直报怨——莫茂洽这个扑街仔居然敢惹我,那我还不得打回来?揍他丫的!

再是讲道理,虽然土司是咱们的臣子,可是他们是直隶官,莫茂洽是外夷官,土司和莫茂洽之间的仇,明显可以适用于国仇。

最后说好处,既不费朝廷一兵一卒,也不费朝廷一银一铜,我高某人和广西土司包打了!而且打完之后,还能给咱们大明报了当年的那点旧怨,这还不好?

高务实这样的臣子显然是皇帝最喜欢的,因为只要是他提出问题,就一定不会只是单单把问题报告给皇帝,让皇帝自己去纠结怎么办。

而是随同问题,把解决的办法一并提出来,并且这个解决的办法还特别轻松,作为皇帝只需要朱批一个“可”或者“允”、“准”等字即可。

这样的大事,皇帝居然发现自己只需要一个字,就完全解决问题了,剩下什么都不用管,全部交给下面就能办完,那怎能不觉得爽快?要都是这样的臣子,这皇帝当起来岂不是省心百倍么?

所以,当外廷有些人还在争论高务实这个“土司与安南之仇可以比拟国仇”的说法到底有没有道理的时候,内廷的司礼监已然明确放出风声来——不花朝廷一文钱就可以报百年前的旧怨,谁反对谁就是别有居心!

这下子外廷就一时失声了。

没法子,大明就有这种传统,对内的事情大家吵一吵没什么关系,对外的时候口径必须统一,而统一的口径还必须是强硬——就好比后来崇祯实在没法子了,想和后金议和,结果还只是有这个意思,事情泄露之后也不得不丢车保帅一样。

连皇帝都不敢承担对外软弱的罪名,可见“刚明”不是说着玩的,那是两百年的传统。

因此,外廷的争议就只能到此为止了。

次日,内阁的票拟呈上了皇帝的案头,意见当然是同意。

皇帝的回复也很及时,并且用词非常的有意思:情有可原,下不为例。

其实朱翊钧是很想直接批复一个“准”的,甚至干脆来个“妙极”,不过有些事可以想却不可以直说,天朝皇帝的调性总要维持住嘛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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